纠正“左”倾错误思想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是较早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后，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纠“左”。面对一些地方刮起的“穷过渡”风，他强调要弄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并着手调整一些过高的生产指标。面对市场紧张和农民瞒产私分等情况，他强调要从所有制上解决问题，继续调整过高的生产指标。
1959 年4 月八届七中全会后，毛泽东继续努力纠“左”，同时力图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以统一全党认识。毛泽东纠“左”的努力是在肯定“大跃进”的前提下进行的，1959 年7 月庐山会议上的一些言论超出了他的认识范围，由此纠“左”戛然而止。尽管如此，我们对他纠“左”的努力，是应该给以积极评价的。
当时的毛泽东，虽然认为实现全民所有制就是建成社会主义，但他对全民所有制进行了界定。他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而徐水和修武等地，他们的产品只能在县内调拨，不可能在全省或全国调拨，若在全国调拨，农民不会答应，必须通过交换才行。所以，他们只能算县的全民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实际上是大集体所有制，不能叫全民所有制。现在这样做是把全民、集体混起来了，以为差不多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太容易了！恐怕不利。他还说：“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他提出要划清两个界限：一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一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
在庐山会议的前期，毛泽东仍以全力纠“左”，一心想使党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 。问题是“大跃进”运动该不该发动，人民公社该不该办等，这些涉及指导思想的“左”的错误，毛泽东还没有认识到。所以当庐山会议的一些意见超越了他的认识范围时，便发生了反右的问题，使纠“左”戛然而止，接着就出现了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严重后果，也使事后的毛泽东后悔不已。
